根据所给材料，回答问题。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就更需要加以小心。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Paul Ewald，专攻传染性疾病的进化)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回顾历史上那些最凶猛的病菌，大都是掌握了人际传播的诀窍，以至于它们的毒性不对它们的传播性构成限制。之所以变成人类流行病，是人类性行为将一种原本迟缓的病毒变成了一种爆炸性的，更具毒性的流行病。流感病毒的毒性本来是被进化限制好的，但通过将流感病人集中运输到一系列易感人群群体中，即使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人也可以迅速传播疾病。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流感的传播也呈现同样的规律。2009年，一场大流感始于墨西哥，墨西哥的毒株毒性最强，流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流感毒株则相对温和。病毒学家认为，其原因很可能与这种病毒的源头有关——墨西哥东部韦拉克鲁斯州的一个养猪场一年养猪100万头。这种大型工业化养猪场成为天然的“疾病工厂”。在这种地方，动物的密度极高，病菌的旧寄主与潜在的新寄主们近距离接触，无需走动就可以广泛传染，是病菌升级毒性最理想的环境，也是致命流行病进化中最重要的条件。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1991年，秘鲁爆发霍乱，两个月内病菌传播至邻国智力和厄瓜多尔。霍乱有三种传播方式：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从人到食物（被污染）再到人、通过污染的水源进行传播。其中第三种传播方式，病菌不依赖于健康的宿主进行传播。三个国家中，智利有良好水源供应，厄瓜多尔是整个南美洲水源保护最差的地方，而秘鲁的水源供应保护水平处于二者之间。